中新社兰州4月22日电
中新社记者 闫姣
敦煌古藏文文献是现存已知最古老的纸质藏文文献之一，内容涵盖佛教经典、历史著作、契约文书、政事文书、法律条文等，涉及吐蕃历史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诸多领域，是研究吐蕃历史文化的珍贵史料。
由西北民族大学、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与英国国家图书馆、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纂的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》《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》，历经20年已全部整理出版发行，让流散海外的珍贵文献以高清图版形式回归故土。
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》和《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》展示。中新社记者 李亚龙 摄
其“回归”意义是什么？敦煌藏文文献包含哪些汉藏“三交”(交流交往交融)内容？近日，西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名誉院长、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所长才让教授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作出解读。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中新社记者：此次文献的整理出版，在文献定名方面取得了哪些新成果？
才让：这批文献形成于7至11世纪，尽管英法收藏机构已有国外学者编写的目录，但敦煌藏文文献大多残缺不全，很多写卷破损严重、字迹模糊、首尾缺失，辨认难度极大，以往的目录普遍存在定名不准确、大量文献没有正式名称等问题。
此次出版，在编目和定名工作上实现了多项重要突破：首次采用藏汉双语定名的体例，极大方便了学界使用和检索；对同一编号内的不同文献分别标注、清晰区分；将以往笼统定为“佛经”的写本，大多考证出了具体经名。最终，《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》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》两套文献集成完整出版，共计61册，成为继敦煌汉文文献之后，中国最大一批流失海外文献的系统性、整体性回归。
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》展示。中新社记者 李亚龙 摄
中新社记者：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“回归”，核心意义是什么？
才让：敦煌藏文文献是研究古代吐蕃历史文化最为原始、价值极高的第一手资料。后世典籍所载吐蕃史事常杂糅神话传说，致使历史原貌渐趋模糊。相较之下，敦煌文献中留存的史籍载记、法律条文、契约文书、文学作品等各类文本，不仅勾勒出较为清晰的吐蕃历史发展脉络，也生动展现了吐蕃社会生活的丰富面貌，为今人从多维视角认知吐蕃社会文化提供了坚实依据。唐蕃之间曾存在极为密切的文化交流，尤其吐蕃对唐文化多有广泛吸纳，然相关藏译典籍多未流传后世，此类内容却在敦煌文献中得以大量保存，使其成为无可替代的珍贵史料。
该项成果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赞誉，被公认为敦煌文献整理出版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工作，极大推动了吐蕃历史文化研究，对敦煌学、藏学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。流失百年的文献以出版形态回归故里，实现了珍贵文献的永久保护与传承，堪称一项意义深远的民族文化保护工程。
同时，成果为国内学者获取一手资料提供极大便利，有力推动了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开展。突出成效体现为：以该领域为研究主题的硕士、博士学位论文数量显著增长，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，研究队伍持续壮大、结构不断优化。
中新社记者：该文献出版能否反映藏传佛教与内地佛教间的关系，有哪些关键论据？
才让：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，汉传佛教更是联结汉藏民族的重要精神纽带。敦煌古藏文文献中，留存有不少汉传佛教经典藏文译本，这些珍贵史料填补了传世史书的记载空白，还原了藏传佛教形成的真实历史：藏传佛教绝非单一源头形成，而是吐蕃主动吸纳汉地佛教、印度佛教，并与本土苯教深度融合的结果，汉地佛教是藏传佛教的重要源头之一。
吐蕃赤松德赞时期，汉地禅宗高僧摩诃衍曾前往拉萨传法，引发了与印度佛教僧团的“顿渐之辩”(也称“拉萨僧诤”)，这是汉传佛教影响吐蕃佛教史的标志性事件。敦煌藏文文献中，《楞伽师资记》《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诀》《无所得一法论》及摩诃衍禅师语录等资料非常丰富，实证了禅宗在吐蕃的深远影响。可以说，禅宗在吐蕃的传播及其对后期藏传佛教的影响，是汉藏佛教千年法缘不断的体现，也在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。
在汉藏佛教交流史上，吐蕃著名翻译家法成的贡献尤为卓著。他一生译著丰富，译自汉文的《贤愚因缘经》《金光明经》《楞伽经》均是佛教的核心经典，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其翻译唐朝高僧的著作，如圆测的《解深密经疏》，圆晖的《楞伽经疏》，且后者只保存在敦煌汉、藏文献中。他还在敦煌长期讲授《瑜伽师地论》，留下了《瑜伽师地论分门记》《瑜伽论手记》等弟子听讲记录。法成以毕生的译著和弘法实践，将吐蕃对汉传佛教的吸收，从单纯的信仰层面，推向了深度的佛学义理层面。此外，中土流传的佛教典籍《天地八阳神咒经》在敦煌藏文文献中存有3种译本，有二十几种抄本，可见该经在吐蕃影响之广。这一切都清晰表明，藏传佛教从其诞生之初，就深深融入了汉传佛教的思想血脉。汉藏佛教文化交融的历史，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。
西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院长扎西当知翻阅《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》。中新社记者 李亚龙 摄
中新社记者：除佛教文化外，该文献中体现了汉藏“三交”的其他哪些具体内容？
才让：这61册巨著最核心的价值，就是以最原始、最真实的一手史料，完整还原了千年前汉藏民族深度交融的壮阔图景，铁证般印证了汉藏文化血脉相连、休戚与共。文献中最震撼的发现，是大量中原经典被译成藏文，在吐蕃社会广泛传播：既有《尚书》《春秋后语》等典籍译本，也有《孔子项橐相问书》等民间通俗故事；更有《千字文》《九九乘法表》《祈愿文》等汉藏对音写本，正是当年吐蕃民众学习汉语、接触中原文化的直接教材。
文化瑰宝流落百年终于回归，它们带回的不仅是千年前的墨迹，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记忆。汉藏文化的交流，从来不是单向的借鉴，而是深度的共生与共享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，也从来不是偶然，而是千百年来交融汇聚的历史必然。当破碎的文明残片被重新拼合，断裂的历史脉络被重新接续，我们不仅找回了被遗忘的过往，更读懂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、互学互鉴的精神底蕴，加深了对“中华民族一家亲”的认同。
受访者简介：
才让，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现任西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名誉院长、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所长。主要从事藏传佛教历史文化及敦煌藏文文献研究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，出版《吐蕃史稿》《菩提遗珠——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与解读》等专著，发表论文80余篇，参与英法所藏敦煌古藏文文献整理出版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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